见到这位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前，我们设计了很多种采访方式：由他自己适时录音，请他提供回忆录，或者采访分几次进行。但是，当见到他的时候，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以及不紧不慢的谈吐，让我们原先的顾虑一一打消了。在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见证了这位“老革命、老教育、老文艺”的峥嵘岁月。他，就是贵州教育学院首任院长熊荒陵先生。

老革命：“不读陶令归田赋”

1921年2月，熊荒陵院长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龙台乡的一个农民之家。偏僻的地理环境，极其贫困的家庭，并没有阻止他求学的脚步。五岁的时候，熊老就随祖父到私塾读书识字，因为对《论语》、《孟子》感兴趣，又很长于对句，深得祖父爱戴，后来就被送到新式学堂就读，开启了自己人生进阶的大门。

熊老革命生涯几十年，最初的萌芽是在他16岁就读于广安县立中学期间。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又发生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民族的时代境遇让孤立于四川广安一隅熊荒陵早早立下了报国之志，他联合同学廖曦、王启蒙等，集资十六大洋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学生刊物《晨钟》，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熊老也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不断有八路军、新四军的革命进步作家的随军日记、英雄事迹报道进入熊老视野，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这群学生组建的“晨钟文艺研究社”正式成为中共广安县委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

1941年，熊老成功考取重庆国立边疆学校五年制师范专修科，在这里，他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刻苦学习，《资本论》、《列宁论》、《联共党史》，以及一些关于文艺理论的书籍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扎下了根，成为他革命活动和文艺生涯的重要精神资源。1945年，熊老离开了国立边疆学校来到解放区，参加了豫鄂皖边区新四军五师，10月17日，这名来自僻远四川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投入到了革命武装战斗。第二年1月，中原局将熊老抽调到大悟县宣化民主建国大学学习，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他开始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4月，熊老得到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几十年后，熊老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不无欣慰地将这件事作为了自己在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熊老革命生涯中最富意义的，则是在中共湘赣边工委（江西工委）期间的工作。1947年1月，中共中央将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并做出了“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以破坏敌人后方，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是年3月，闽浙赣区党委又作出了开辟江西工作的决定。1948年1月，中共湘赣边工委正式成立。熊老在这一年8月到了江西，担任中共湘赣边工委机关办公室主任，在工委书记蔡敏的领导下，组织工委机关开办干部整风学习班，并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作为办公室主任，熊老在工委的安全保卫、平时的生活保证等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和另外一位同志编写了《党员秘密守则》、《农民党员教材》等文件；他配合领导，举办定期和定期的地方干部训练班。不仅如此，在当时创办的革命刊物《锻炼日报》上，熊老还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其中《我们要坚决打出去》给了大家很大鼓舞。

1949年1月，湘赣边工委书记蔡敏派熊老担任直属的赣东党组织负责人，同年4月，熊老被任命为中共赣东工委副书记（书记为俞百巍，是本地干部，所以组织任命俞为书记），熊老一到赣东，立即按照蔡敏同志的指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并在上饶地委和广丰、玉山、横峰、铅山、上饶五县县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政权建设工作。就在此段时间，熊老为上饶地委办和铅山干校培训干部，为这个地方的干部培养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赣东工委领导的信江支队进行了妥善整编，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任务，得到了广丰县委书记、县长的充分肯定。

1949年9月，熊老以及赣东北区党委在党中央的决定下，从上饶出发，开始了西进贵州的漫漫征途，熊老也开始了与贵州，与教育事业的不解之缘。

老教育：“致力教育沥心血”

1949年11月，熊老随西进支队的第二大队到了遵义，担任遵义专属文教科科长，并兼任遵义军管会文教接管处副处长（处长为时任遵义地委宣传部部长苗春亭兼任）。熊老首先是开展遵义市中等学校的接管工作，将省立遵义高中和县立遵义中学合并为遵义中学；遵义师范学校保留不变；遵义医学院附设遵义医护职业高级学校。对于四所私立中学，仍然继续办学，而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则由政府承担了下来。遵义文化机构的接管，主要是将遵义市川戏园改为遵义川剧社。遵义电影院则把工作人员全部保留下来，有效调整了放映内容。最为称道的是，在熊老的亲自主持下，创立了遵义图书馆。

1956年，熊老被任命为贵州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这是贵州省建国后学习苏联办学模式而成立的一所负责轮训全省在职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及教育局局长、教研室主任、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机构，此外，还负责了全省教育教学的科学研究。这样，他与教育事业更近了。

经历了文革十年，1981年7月，时任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的熊老奉命调任贵州教育学院，次年1月，正式担任贵州教育学院首任院长。这位从革命战场走下来的解放军战士，迎来了人生的又一场挑战。

熊老来院之初，校舍破烂不堪，他和参与筹建的8名同志一起，从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旧房开始，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了学员宿舍、教学楼、食堂、教职工宿舍，使全校师生有了“立足之地”。

一所大学的举办，绝不仅仅是有了几栋楼就能支撑起来的，熊老带领学院一帮人，首先要解决的是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求才若渴的熊老，通过省内各高校支援，从各地中学抽调，高校毕业生分配，向社会招聘的方式，先后将石亚军、孔令中、陈跃红、王强模、袁昌文、程在福、颜迈、周复刚、项昕等一大批学养深厚、根衹扎实的人才汇聚于此，为贵州教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而为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支撑力量，熊老更不惜财力，以身示范，为全校做出了榜样，他把学校配备的轿车用于接送上课比较远的教师，自己却从家里步行上班。为另外一件事更令人津津乐道，中文系周复刚老师到杭州参加全国训诂学会议，参会代表的论文都是油印稿，而他则是熊院长批准的铅印稿，这让时任全国训诂学会会长也对熊老的举措大为赞赏，贵州教育学院也赢得了外人的尊重。

最先的教育学院建制，主要在于培训全省中学校长及地州市县教育局局长等教育行政干部。但是，熊老并没囿于政策的束缚，大胆开办成人本科学历教育，这在全国都开了先河。但是，学历教育虽然开办起来了，却与上级对教育学院的定位不相符，而且办学条件远远不足。面对内外的重重困境，熊老硬是独撑一面，招收了语文和数学两个专业的本科学员，此举为贵州教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办学基础。贵州教育学院办学三十多年，为贵州教育培养了数十万教育人才，有很多学员都成为了贵州教育的生力军，熊老当年的决策可谓一举定天下。

学校的校舍建设是所有办学人的需要考虑的基础之一，也是办学者最头疼的事情之一，熊老也在这方面做足了功夫。经过争取，完成了学校实验楼和图书楼修建的初步意向。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熊老紧缩开支，订购了台湾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而在当时，贵州全省仅有两家订购此书，一家为贵州省图书馆，另一家就是贵州教育学院。

“致力教育沥心血，老迈仍怀报国情。”1984年5月，这位为贵州教育奉献了几十年，为贵州教育学院呕心沥血的“老教育”，告别了他工作的最后一站——贵州教育学院，过上了“离休闲居勤读书，剪除烦屑喜宽舒”的退休日子。

老文艺：“当年青春美梦时”

熊老至小就具有文艺天赋，在读私塾时，对祖父出的“秧针刺水”这样的句子，熊老便以“葵花向日”、“柳絮随风”等句子相对，每每获得祖父赞赏。

1935年春，熊老考取了广安县龙台乡小学，教授《国文》课程的周光碧老师在讲课中除了讲析课本篇目外，还选讲一些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如《鸭的喜剧》等，这将热爱学习的熊老引入新文学的殿堂。次年，学校又来了两位思想进步的老师，使得熊老增加了对新文学的了解，还将当一名作家作为自己的人生梦想。此间，他也阅读了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后来进入了初中，熊老更是接触到了《铁流》、《母亲》、《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籍，这些书籍的阅读也为熊老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熊老的文艺创作，始于初中时参与成立的“晨钟文艺研究社”，那时他便开始创作学作品，在广安街上用板报形式发表。1943年，熊老先后以赵秋雁、赵荒陵等笔名在《新蜀报》发表《过年》、《谈生论死》、《也谈空头文学家》、《看把戏》、《“文史”通“议”》等作品、论文，《新蜀报》1921年创刊于山城重庆，后来成为社会名报，能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都是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和眼光的人。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熊老在由胡风主编的刊物《希望》上发表杂文《意志自由的苦笑》和《气死不告状》，得到了中共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的肯定。要知道《希望》的出刊与胡风主编的另一刊物《七月》有关，1944年，《七月》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945年1月，《希望》在重庆创刊，后转战上海，这可是当时在杂文的刊发中较有名气的一份杂志。

熊老的文艺写作还不止这些，1947年和1948年，他还以荒野为笔名写作了《一团和气》、《谈杂文及雪峰的杂文》、《论沙汀的〈呼号〉》、《论〈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从〈吴满友〉谈起》、《论艾青的〈反法西斯〉》、《论批评及〈马凡陀山歌〉》、《评〈中国通史简编〉》、《旧帐重算记》、《从幻想到现实》等作品，积极参与到当时革命文学中，对当时的赵树理、艾青、范文澜等名家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文艺批评。1948年，又以赵荒等笔名写作了《沉痛的寄慰》、《默念一读〈七月十四日〉》等诗文。在这些工作中，熊老也和胡风、冯雪峰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55年，熊老受到胡风错案牵连，还是冯雪峰写了有力证明，让熊老幸免于难。

建国后，熊老一边为贵州的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辛劳奔走，偶尔也有诗作问世，如《参观都江堰》、《扫甘群光同志墓》、《解嘲》。退休后，青春未老的熊老诗文不断，无论是歌咏伟大革命家的《颂诗十首》，还是《登黔灵山九曲径》、《贵州织金洞》等风景纪游，还是《大孙女熊南茜之返南京》、《七旬又八抒怀》等家居逸事，都值得称道，就像他在诗中写的：

坦荡即可多祥瑞，淡泊自成千岁鹤。

仁者智者在山水，知足知止有常乐。

文/文学院 杨波